“借”来的爱情

父母是上世纪60年代末结合的，那时老家豫北农村还贫困，且基本没有自由恋爱的，结婚就靠媒婆的一张嘴，父母也是被媒婆撮合的，婚前根本就不认识。母亲大父亲两岁，“见面”(豫北农村的土语，就是相亲)时，当时一位伯伯在城市工作，穿了一件当时流行的“的确良”衬衣回家，为撑个人的“门面”，父亲借了穿。见了一回面，双方都没意见，几个月后就成亲了。后来，母亲多次“幸福”的“打趣”：“见你父亲当时穿“的确良”，高高大大的，模样挺周正，就答应了。没想到“的确良”是借的。”据说村里几个小伙子相亲都借穿过。

“的确良”是上世纪50年代国际上开始流行一种新面料，在六七十年代，逐渐进入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，但在偏僻的豫北农村还相当“珍贵”。由于“的确良”和传统的棉布相比挺拔不皱，易洗易干，质地坚挺，经久耐穿，而且色彩艳丽，不易褪色，因此穿着“的确良”的衣服成为那个年代的时尚，而如今已成为很多中老人难忘的记忆。

靠着“借”来的“的确良”，父母组成了贫穷但有生气的家庭，相扶相持，开始几十年的“相亲相爱”。我朦胧记事，还是生产队集体劳动，母亲年年都是劳动模范，父亲在村里当“赤脚医生”，爷爷是村支书，奶奶小脚不能下地干活，就在家里负责做饭。都说婆媳难处，但母亲和奶奶的娘家是一个村里的，还一个姓，奶奶是母亲远房的姑姑，每年初二走姥姥家，父亲也随着走，因为这个关系，她们婆媳关系很好，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，还多次被村里树立为模范家庭。

母亲个子不高，但很胖，后来就是因为血压高得病不幸离世的。奶奶多次说：“你们母亲当姑娘时身材苗条极了，有了你们三个才变胖的。”那时照相还是很“奢侈”，一直也没见过母亲还是姑娘时的照片(母亲说就没照过)，只听奶奶和邻居们说起过，母亲年轻时很漂亮，在三里五庄是出了名的，就是没上过学，不识字。就像电影《你好，李焕英》，我有记忆，母亲就好像是中年妇女，干活很辛苦，出力很多，累的早早就两鬓斑白。生产队时是模范，土地承包后，家里劳力少，母亲毅然担起了大部分活计，更累了。有一年，还累倒在麦田里。有人劝：“让三个孩子留家里一个帮忙干活吧，别都念书了。”母亲坚决不同意。我家从老屋搬新居，是母亲和父亲用手推车拉了一冬天的黄土垫的院子。母亲的手上结了厚厚的茧子，有的地方还咧了口子，春节包饺子时还说有点疼。

当然，在同一个锅里吃饭,哪有锅盖不碰碗勺的。父母有时也抬几句杠，但从来没有大吵大闹过，更没有伤过感情。我记得最“严重”的一次的是，上小学五年级时，父亲在冬闲时和村里几个人打扑克牌，也不赌钱，但终日纺花织布忙碌不停的母亲不乐意了，找到父亲，还掀了牌桌，一气之下回了姥姥家。几天后，父亲后悔了，带我去接母亲。母亲一见我，就紧紧的搂在怀里，“乖乖”地跟父亲回家了。事后，好像就没发生过争执的事，和好如初。我也真正明白了“两口子打架不记仇”的道理。

他们走过风风雨雨几十年，更多的是“无言”的恩爱。后来，我们兄妹三人都在外求学，经常写信。因为母亲不识字，父母总是一起读信。母亲通过“看”信，竟然在父亲帮助下，学会写我们兄妹三人的名字。每次父亲给我们写回信，都写上一段母亲说的话，就是叮嘱生活的“车轱辘”话，没什么新意，却很温暖。

参加工作了，我们兄妹先后结婚成家，有了孩子，母亲就像余光中写的《乡愁》那样：“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”，只是把船换成了长途汽车，辗转奔波，成年为我们的下一辈操心费力。后来手机普及了，话费都包月了，我请母亲多给父亲打打电话。母亲却说：“没啥事，打啥电话。”一次妻子却跟我说，母亲给父亲几乎天天打电话，说的都是家长里短的琐事。一年的春末夏初，我安排父母去北京旅游，长城上，他们留下了一张合影，虽没有年轻人的“亲热”，但浓浓地透出几十年的相知相伴、相依相偎的真情。

母亲病发的比较突然，父亲把母亲送到我所在城市的医院治疗。病房看夜，父亲总是抢着留下。一次深夜，我去病房，见父亲像喂孩子一样喂母亲鸡蛋汤，一勺一勺缓缓送到母亲口里，怕热，每勺都小心地吹吹，母亲的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。半年多后，母亲在医院里病逝，父亲当着我们三兄妹的面，哭地像个孩子。